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人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在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 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贺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 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人”。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 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 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未露“御我于回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 红七军团改编为北 上抗日先遣队， 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林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军来未下1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振军。面对十儿馆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身是胆、 毫无惧色，地事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土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 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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